张维为：中国人经过长达一个半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，经过60多年的发奋图强和改革开放，今天我们可以说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中国重返世之巅的梦想离实现的距离，已不那么遥远了，有人甚至说已经近在咫尺了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阶段。但离成功越近，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复杂甚至尖锐，所以我们要进行统筹思考，总体布局，确保梦想一定成真，确保中国崛起不会被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。

习近平是一个政治定力强、有哲学观、长于战略思考的领导人，他提出的“四个全面”确实是一个“宏大的战略布局”。“四个全面”的形成过程，最近《人民日报》的五篇评论有很好的概述，我不赘述了，我只想指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治理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，一定要有政治定力和战略布局，这种政治定力和战略布局包含了对世界大势的判断，对理想的追求，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把握，对自己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，对自己发展目标、前景和战略举措的确定，“四个全面”体现了这一切。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，越来越多的人，越来越多的国家会看到中国模式的这种优势。

观察者网：“四个全面”的具体内容包括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。以前小康社会、深化改革、依法治国、从严治党这四条都有，这次是加了个“全面”，变成一个体系，多了两个字，您觉得这跟以往有何不同？这四点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逻辑？各自的侧重点又是什么？如何将四个方面有机统一和协调起来？

张维为：“全面”这个概念很重要，“四者统一”也很重要。“全面”就是要考虑到事情的方方面面，比方说，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，它意味着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横跨各个领域、各个阶层、各个地方，是一个全覆盖的目标，所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、伟大而又艰巨的目标。四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，自然有自己内部的逻辑关系，我个人觉得这种逻辑关系很像当年提出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的逻辑关系，其实，“四个全面”的内容也是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。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来的，指的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坚持改革开放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”，具体地说，就是通过坚持改革开放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即“两手都要硬”，来保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，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。

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已经超额实现了邓小平当年确定的许多目标。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是这个新阶段的目标，也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。“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”都是为了保证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这一目标的实现。同时，“全面深化改革”本身是“坚持改革开放”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，“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”是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”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。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关键一条是“坚持党的领导”，“全面从严治党”就是这条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意味着，把党本身治理好了，中国的各项事业就容易兴旺发达。“全面依法治国”首先强调“依宪治国”也体现了这一点，所以中国建设的法治与美国的法治很不一样，美国的法治越来越演变成了律师治国，而律师自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，这种法治结果就演变成了有钱人能雇佣更好的律师，从而造成了法治下的不公正。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定要避免美国陷阱，实现更大的公正，我认为中国今天探索的社会主义法治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实实在在的探索，其意义将超出中国国界。

观察者网：两会之前，“四个全面”的关注度就很高，他与毛、邓、三、科的连贯性在哪里？有舆论称“中国共产党要“告别‘三个代表’、迎来‘四个全面’”了（见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、政协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文章。）您觉得，“四个全面”的提法和“三个代表”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？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张维为：“三个代表”是个好东西，为什么要告别？中国共产党要代表“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、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”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共与西方政党区隔了开来，虽然大家都叫“党”，但含义完全不一样，中国共产党是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，是“整体利益党”，西方政党是“部分利益党”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“三个代表”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，是“四个全面”得以提出和执行的基础所在。换言之，正因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和整体利益，共产党才有资格、有魄力提出和执行“四个全面”。这是一个“舍我其谁”、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政党，唯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提出并承担起“四个全面”这样的历史担当。西方“部分利益党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构想。

观察者网：“四个全面”，在海外也引起很高的关注度。您了解的海外政治研究人士，对“四个全面”是怎么理解的？跟当年“中国梦”的提出比较起来，有点不一样？

张维为：西方媒体的报道侧重在“四个全面”是否就是对习近平思想的概括，就像“三个代表”、“科学发展观”是对江泽民和胡锦涛主要理论观点的概括。但西方媒体的特点是先声夺人，然后往往就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老套路进行曲解，接着就是对中国政局一个接一个的误判，多少年过去了，都是这个套路，鲜有长进，上面提到的所谓“告别三个代表”的解读也是这个套路。

至于西方学者对“四个全面”的解释，特别是深度的解释，我看到的还不多，可能还要等一等，因为这个概述提出的时间还不长。我个人认为把“四个全面”概括为“战略布局”是准确的。我们应该更多地抓住“四个全面”的内容。至于中国梦的提出，我想它是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、各种观点互相碰撞的的时候，提出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，即一种能够包含整个国家的、社会的、个人的各种理想愿景的总汇，而“四个全面”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和关键举措。

观察者网：2015年是中国“全面深化改革”的关键之年，您觉得这个“关键”体现在什么地方？十八大提出，到2020年，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。这两年以来，国企改革、养老金并轨、财政预算制度、土地制度改革、人口政策、户籍制度等领域有比较大的突破。您觉得在剩下的五年，还会有哪些领域的改革，可能会有巨大突破？

张维为：之所以说“关键”，我想我们的领导人有一种紧迫感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习近平两年做的事情，恐怕比奥巴马上台六年多做的事情还要多10倍，奥巴马上台也是谈变革，结果变革了什么？一个医改都很难推行。这既有奥巴马个人能力比较弱的原因，也有美国政治体制的困境。我4年前与福山辩论时就说过，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不亚于中国，其实我看比中国还要迫切。与美国比也好，与欧洲比也好，大家都在谈改革，但真正认真做的，几乎只有中国。

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蓝图，涉及15个领域、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，包括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。这些改革大都有时间表，多数都将在今后5年中进行，所以我个人认为也许没必要猜测下一个突破是在哪个领域，因为五年时间本身也不长。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从宏观看，基本上是渐进主义，先试验，然后成熟一个推广一个，但一旦推广起来，速度相当快，效率相当高。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改革试验的成果，这么快就推向全国。我个人希望教育领域内的改革可以有新的突破，现在大学教育中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，“去中国化”走得太远了，我们要通过改革来改变这一现状，中国学界不能再做西方思想和话语的“打工仔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