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融史表明，泡沫会创造产能，而一旦泡沫破裂，这些产能也不再被需要。接下来便是不可避免的密集整合期。例如，互联网泡沫催生了数百家上市互联网公司，当泡沫破裂时，其中许多公司要么与其它技术公司合并，要么破产倒闭。同样，19世纪的淘金热导致了边远居民点的兴建，而在泡沫消退之后，它们都变成了废墟。
2000年以来，全球经济经历了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信贷泡沫，实际上，所有国家的所有行业都曾从中获益。事实上，过去10年的所有增长故事（比如中国、新兴市场基础设施、住宅、对冲基金、私人股本和大宗商品）都属于资本密集型投资，都因获取廉价资金比较容易而受益匪浅。全球信贷泡沫似乎造就了一个全球经济泡沫。
因此，历史会告诉我们，目前全球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。这的确是事实。近期全球产能的利用处于30年来的低点。
美国政府罔顾这段历史，一直把政策目标放在阻止不可避免的整合上----维持企业的运营，进而保证选民的就业----而不是对整合加以管理，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美国政府的策略有欠明智，并且将无果而终。当然，维持泡沫带来的不必要产能，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经济（这可能是最近经济统计数据改善的原因），但持续的资本错误配置，会大大阻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。
美国政府的策略并非特例。全球各国的政治家自然会害怕泡沫后的整合，因为它总是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和选民陷入贫困。因此，一个经济体在后泡沫环境中的政策，往往是支撑不必要的产能，寄望于经济增长将会复苏，从而最终增长至能够吸收这些过剩产能的水平。
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泡沫策略支撑了过剩的产能，并且阻碍了后泡沫时期的整合力量。企业被认定“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”，过剩的产能（尤其是金融业）得以维持。经济基本面情况表明，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降，因而日本的政策导致了旷日持久的通缩。日本“失落的10年”(lost decade)中的确出现过一些通胀，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增长吸收了日本的过剩产能。然而，一旦中国经济降温，日本就重新出现了通胀现象，产能过剩也日益加剧。
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宣布，一批遴选出的金融机构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，并设计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(TARP)、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(Term Asset-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，简称Talf)和公/私投资计划(public-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me)时，他们就已明确做出了追随日式路线的选择。通用汽车(General Motors)和克莱斯勒(Chrysler)的破产，可能看上去与这一观点相左，因为政府迅速采取行动，削减不必要的产能；但当你看到政府如何对待因此发生的汽车制造商供应链上的整合时，你会觉得十分有趣。
“加利福尼亚卷”不过是一种美国版的寿司。它植根于日本的传统，但带有明显的美国风味。同样，美国公共及私人部门的行动似乎是在效仿日本。尽管市场的短期反应可能恰恰是积极的，但投资者应该警惕，美国可能会重现日本经济死气沉沉的一幕。
许多观察人士声称，将美国经济与日本经济进行对比有失准确，因为美国经济更具“活力”，不那么“僵化”。当然，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存在差异，但有一点似乎越来越清楚：即美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（就CIT事件而言）都在阻止后泡沫整合，从而降低了该国经济的活力，增强了其僵化程度。